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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券商投行人士对21世纪资本研究院表示，随着科创板的预期愈发明确，一些原本计划在港交所上市的企业，目前也在观望这一政策的落地。“（科创板）上市标准还没有明确，所以不知道具体什么企业能够上市。目前来看，有接触过的高科技公司确实在观望，如果可能会尽量选择在内地上市，而不是去香港或者美国。”11月20日，上海一家大型投行人士说。

从中国金融发展史来看，我国古代的金融活动以民间借贷为主，专营中介不发达。但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商品生产、周转和贸易都对资金配置产生强烈的需求，于是开始出现了以“票号”为代表的专业金融中介机构。以票号为例，其经营基础与西方早期银行多有相似之处。早期的山西票号凭借其遍布全国主要商业中心的分支机构，组建强大的信息网络，弥补交易需求、供需平衡和资金配置等多方面的不对称。其中较为著名的“日昇昌”先后设立过40余家分支机构，至1879年，拥有遍布全国的23家分支机构，几乎覆盖了国内主要商埠和通商口岸（张国辉，1989）。到20世纪后，现代工业发轫，工业企业扩大生产的需求旺盛，但是生产、交易和资金需求等信息无法得到及时匹配，传统以乡土或熟人社会为基础的旧式钱庄，由于联络网覆盖范围有限，无法适应新型融资需求。于是，在上海等地出现了与西欧类似的金融中介组织：一方面有一定规模的工商企业通过自身或以行会形式开办银行等金融中介，加快资金周转效率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各类交易所等撮合中介也应运而生。茅盾在《子夜》中就生动描绘了当时的产业促生金融的场景，作为企业家的吴荪甫不仅活跃于债券市场，也努力尝试与其他行业的企业家合作设立银行。当然，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形态较为复杂，金融中介机构的布局和形态比较落后，如吴荪甫的民营银行无法匹敌官办机构与外商联合的打压，最终破产。但是上述发展脉络显示，中国的金融中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也能清晰地看出商品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信息不对称是金融中介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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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需要教育的主要是上市公司。作为融资者，如果你不是在搞内幕交易、虚假融资，那么把别人的钱拿去了，给人家很好的回报，这是一种天经地义。对于上市公司的教育，应该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本质上，我们很多上市公司没有特别大的压力。他们很少会有“我拿了投资者的钱，我的发行利率至少要比公司债高”的概念。某种程度上，他们把这些投资资金看成是廉价的、无成本的。历史的经验已经说明，任何漠视投资者回报的市场都是没有成长性的，都是难以为继的。而事实上，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成本又是昂贵的。理论上，它的收益率是要超过债券的。在美国市场上，从平均差来看，股票市场上收益率要比债券的收益率高出6个百分点。因为股票风险比债券高，所以它有个溢价，这也很科学。而我们不是，无论是IPO还是存量融资，融资者脑子里没有这个概念。只有上市公司脑子里有这个概念，才会有真正的敬畏心。你的业务创造不出来可以相匹配的成长性和利润，凭什么拿投资者这些钱呢？

应实行错位差异化竞争就当前数据来看，绝大部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在2018年底能够达标，但不可否认，商业银行内源资本补充仍显不足，在融资渠道受限的情况下，中小银行对上市渴求更为强烈。分析人士认为，对中小银行而言最主要的目的是补充资本。同时，还能够完善公司治理，使得经营管理更加规范，也能够提高知名度，提高品牌荣誉度。

节后现场检查力度或加大。非典期间，证监会要求派出机构月内要完成对辖区内全部证券营业机构的电话检查，完成对派出机构驻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机构进行非典型肺炎防范情况的现场检查，重点检查内容包括：是否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和应对预案，营业场所环境是否卫生、通风良好、定时消毒，非现场交易方式是否有所改进。本轮疫情期间，投资者若需要开通科创板、创业板、衍生品、两融等业务的交易资格，按照相关要求仍需要前往线下营业部办理，出于防范疫情长期传播的考虑，监管层仍有一定概率加强节后现场检查力度。